历史可能才是最终的审判官。然而，即便是在现阶段，我们已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不久前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成为中国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终于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后者可能驱动中国从出口依赖型经济转向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

　　直到这次的三中全会前，上述转型依然只是基本停留在宽泛的目标和期望层面。举个例子来说，在2011年3月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承诺，将通过推动城镇化进程以及大力发展方兴未艾的服务行业，来建设消费拉动的经济新模式。尽管这些承诺对于为中国广大中产阶级创造机会而言非常重要，但缺少一个关键的部件，即中国的老百姓最想看到的一种保障，后者足以让他们改变行为模式，足以让他们放心地把辛勤赚来的钱更多地花出去。

　　最近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很可能是中国期盼已久的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型的重要临界点。

　　自上世纪90年代末“铁饭碗”机制(国有企业为其员工及其家庭提供的终身支持和保障)被取消以来，财务和经济方面安全感的不足就一直困扰着中国老百姓。本着未雨绸缪的想法，中国的家庭一直以来都倾向于不断积存其收入，而不敢花钱消费。经济学家们称其为预防性储蓄，而中国的领导人们也对此束手无策。

　　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系列改革方案，以改善中国老百姓收入和消费平衡为一大根本出发点，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旨在消除中国家庭的后顾之忧，从而改变其偏重储蓄的传统行为。尤其重要的是，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要将国有企业30%的利润——目前估算约为4000亿美元——纳入中国严重不足的社会保障网络。举例来说，中国的医疗保险计划尽管强调公平覆盖，但其真正能给老百姓提供的补贴微乎其微。

　　同样的道理也符合中国的退休养老体制，中国劳动力退休注册率为50%左右，但平均下来每位退休工人每月只能获得大约600美元(包括中央、地方和民间养老金之和)作为退休后的福利。这也就难怪，对年老后生活可能无充分保障的担忧，会促使中国人一心想着存钱。在为社会保障网络提供更充足资金、从而消除老百姓后顾之忧的问题上，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此次三中全会提出的其他一些措施，也是旨在转变中国家庭的行为模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微调，这一点尤其重要，特别是考虑到需要减轻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不断下降所带来的压力。另外，改革户籍制度，可以允许老百姓将其社保在不同城市、不同地区间转移，这对于有着庞大流动劳动力人群的现阶段中国而言至关重要。

　　特别重要的是一系列社会改革，旨在改变忧患意识浓厚的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行为模式，尤其是过度储蓄的习惯。

　　除此之外，中国的消费者还可以从其他一些改革措施中获得信心，比如推动存款利率市场化，这会在事实上增加老百姓工资收入。这一期待已久的政策转变，是三中全会有关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决定性”一词，包含了在许多关键资源领域的重要暗示——包括燃油、金融资本以及汇率——这些领域一直以来都带有政府干预的色彩。中国在实施重大政策转变时往往喜欢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比如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改革开放”，而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键词则是“决定性”，后者彰显了中国推动市场化的决心。

　　所有的这些改革措施翻开了中国新时期发展战略的新篇章。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了将无效的中央计划式经济体制转变为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模式，中国的领导人和经济智囊一道开创并实施了生产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到了今天，中国的新任务已经和过去截然不同——要将生产导向的经济模式框架转变为未来的繁荣消费社会。

　　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国新一届领导层能够应对当前的挑战，成功推动经济转型。

　　上述转变的必要性，也让我们自然而然想到：中国新一届领导层能否应对如此艰巨的新挑战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三大原因。

　　首先，据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在当前中央政治局的25位成员中，只有15%左右的是工程师和科学家，低于2007年的40%和2002年的72%。相应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指出，学法律和社会科学出身的高层官员的比例不断增加，这为推动实现消费社会提供了更多必要的知识和理论储备。

　　其次，此次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即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小组很可能由习主席带队，在制定此次全会的改革方案细则以及实施方面，该小组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最后，新一届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执政基础比以往都更加稳固。这对于推动和落实此次三中全会提出改革方案，将是一个有力的保障。

　　和以往所有改革一样，最终的关键还是落实和执行。不过，鉴于中国的新一届领导层已下定决心要通过改变广大老百姓的行为模式来实现经济转型，一个消费驱动的中国的光明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